“金砖四国之父”:对中国“宣称”是很奇怪的。从来没有人因为全球次贷危机起诉过美国

2020-04-21 10:09  来源: 环球网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孙伟:“指责中国转移注意力是危险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席吉姆奥尼尔勋爵最近写道,目前世界上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全面和协调地应对新出现的肺炎流行病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而不是一场无用和危险的“指责游戏”。前英国财政大臣兼商务大臣奥尼尔是“金砖四国”概念的创始人。他讲话的背景是,一些西方人经常指责中国,编造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原因是他们对疫情反应不力或其他原因。几乎在奥尼尔写这篇文章的同时,记者《环球时报》采访了他。除了谈论国际合作,他还回应了中国的“要求”和全球化的未来。

“索赔论”——美国对全球次贷危机负有责任,但从来没有人建议起诉美国

环球时报:疫情仍在蔓延,全球经济受到重创,未来依然不确定。您如何评价当下国际社会在疫情应对上的合作程度?

吉姆奥尼尔: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国际合作的厌恶,我认为3月26日的G20领导人视频会议是一种解脱。与我见过的其他危机相比,我更希望我们能摆脱这场流行病危机。然而,我确实对国际合作感到担忧,尤其是与2008年的情况相比。可以说,2008年是20国集团最好的一年。

这令人不安,因为20国集团甚至无法就一笔相对较少的资金(约100亿美元)达成一致,这笔资金可用于加速疫苗、新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的开发。如果20国集团不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增加特别提款权分配的新计划,也将是极其令人失望的。

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令人担忧的迹象,包括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内的——)未能就确保欧元区稳定和摆脱危机的关键步骤达成一致。

环球时报:前不久,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将世界经济因疫情蒙受的损失归于中国,呼吁英国向中国索赔。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有这样的声音。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做法?过去这些年,从寨卡到中东呼吸综合征、H1N1大流感,有过类似让某一国为某场疫情负责的情况出现吗?

吉姆奥尼尔:我对这个问题和亨利杰克逊协会了解不多,但我认为向中国索赔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很明显,美国应对全球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负责。这是由于美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它不可避免地被戳破,从而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严重后果。然而,从来没有人建议起诉美国。相反,人们渴望美国重新获得强劲的经济增长。同样,我们都应该希望中国能够从这场危机中吸取教训,并尽快回到它一直向其人民和世界传达的增长轨道——。

复工复产——“需要在测试、测试、再测试和追踪方面狠下功夫”

环球时报:一位意大利官员曾说,在疫情之初,意大利看着中国发生的一切,没有将其看作实实在在的警告,而是“像看一部与我们毫无关系的科幻电影”,后来“欧洲以我们看中国的方式看着我们”。您觉得这位官员描述的情况反映了这个世界的哪些现实问题?

吉姆奥尼尔:我认为如果你看看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指标,其中许多我都非常熟悉,在这些指标上得分最高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应对这场危机。我7年前离开高盛,当时我还在那里,我创建了一个指数。他们上次发布该指数是在2014年。在得分最高的10个国家或地区中,有8个国家或地区的死亡率/人口比率最低。前三名是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不足为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也榜上有名。

环球时报:您3月初时是否想到美国和英国的疫情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回过头看,当初中国实施那么严厉的措施,集全国之力驰援武汉,依然难免不断有人死亡,医护人员也是疲惫困苦,为何就没有引起欧美警惕然后充分准备呢?

吉姆奥尼尔:我一直在从事传染病的研究,主要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研究。在过去的五年里,我意识到传染病的挑战将导致世界各地的灾难,可悲的是,这种事情将在未来再次发生。正如我们的研究表明的那样,除非我们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每年可能会有多达1000万人死于抗生素缺乏和耐药性增加。我希望这场危机能说服每个人花更多的钱,更明智地用于传染病预防和抗生素耐药性控制。

我们需要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行动。作为本年度第四篇系列文章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四条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每年向成员经济体派出工作组进行研究,与成员经济体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构的董事会会议上讨论——编者按),我们将开始定期就健康、疾病和系统性预防问题发表意见,以促使各国更加重视这些问题。

环球时报:欧洲现在有不少国家在逐步放松限制措施,但也有人警告存在风险,您怎么看生命健康与生计生活这一两难选择?进行权衡时最需要注意什么?

吉姆奥尼尔: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来说,这一挑战没有什么不同。可以看出,即使是最初表现非常好的国家,如新加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在我们能够获得可用的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在测试、测试、再测试和跟踪方面做出巨大努力。

全球化——过度预测这场疫情导致的改变是危险的

环球时报:有人说,历数过往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这次疫情产生的反响可能是最富有意识形态的,您觉得是吗?

吉姆奥尼尔:不一定。就死亡率和经济后果而言,这是我60多年来经历的唯一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因此没有其他事件可以与之相比。

环球时报:因这场疫情,不少人认为未来全球化会减速,如果真的减速,哪些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是越南、土耳其等新兴国家吗?发展中国家整体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吉姆奥尼尔:我不确定我是否同意这些非常流行的观点。归根结底,全球化本质上是由消费者购买世界各地最好的东西的欲望所驱动的,更重要的是,以最低的价格购买更好的东西。许多公司和国家只利用这些价格和需求压力来套利。如果消费者愿意为他们想要的许多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全球化肯定会逆转或放缓。但是我认为人们根本不愿意这样做。

我认为,随着一些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和贸易伙伴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可能会看到不同的模式。正如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在过去20年一直在提高一样,印度和非洲国家在未来可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环球时报:有专家称,世界可能重返上世纪80年代前的传统投资和贸易形式,您觉得呢?未来国际商业格局有可能朝哪个方向改变?

吉姆奥尼尔:在我看来,过度预测由这种流行病引起的巨大而持久的变化是非常危险的。这很危险。话虽如此,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危机中的表现和最终结果往往是决定我们影响力和满意度的主要因素。2001年,我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将看到“股东资本主义”(西方企业所追求的)的主导地位发生变化,然后被“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所取代。与此同时,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将变得更加“斯堪的纳维亚”,并更多地认识到政府可以在社会中发挥更有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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